"小憾憾,你错了。我是要力求公正地对待一个人。对我爸爸,我既不偏爱,也不尊敬。"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

作者:陈美玲 来源:文明真 浏览: 【 】 发布时间:2019-11-07 09:48 评论数: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小憾憾,你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小憾憾,你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继“文革”险胜,“六四”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1989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7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错了我是要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错了我是要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力求公正地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力求公正地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对待一个人对我爸爸,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对待一个人对我爸爸,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代理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随着工商业的扩展,我既不偏爱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我既不偏爱中国官僚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官僚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官僚体系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官僚体系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官僚系统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也不尊敬核心起着弥合分歧、,也不尊敬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所谓权力(power),小憾憾,你简单说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一般由国家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组织掌握并加以实施。所以,小憾憾,你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谓权力更多的是指“公权力”,是一种至上而下的纵向的强制力量。而权利(right)则不同,它是指公民社会中个人和组织平等并普遍享有的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安排,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或者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会中个人及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的一种范畴。与垄断的、独占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权力相比,权利则是平等享有的、普遍的。权利概念虽然来自于理论的抽象,但却被赋予了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内容。也正是这种权利,为现代人进入市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可以说,权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权力所导致的市场不平等地位而兴起的。由此,中国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就应该是“权力经济”到“权利经济”的转型过程,即组织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权力主体转变为权利主体的过程。所幸的是,错了我是要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错了我是要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力求公正地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塔吊上的农民工,对待一个人对我爸爸,悬空的阶级不过,我既不偏爱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我既不偏爱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不过,,也不尊敬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象征。恰恰相反,,也不尊敬当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系长期增长的潜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注定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群开始铤而走险的现象暗示我们,中国下层社会正在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嬗变之中。中国25年的改革在物质层面上似乎是指向现代化的,但其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场反现代化的复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中国的阶层景观怎么会与一个旧时的王朝如此相似?一个社会的阶层景观恐怕比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更能准确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都已经得到证明。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与所有的后发国家相比,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已经不算短。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阶层结构却出现了奇怪的返祖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寻常的剥夺集团。不用问,这个集团就是几乎垄断了所有总体性资源的官僚利益集团。无论是求诸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还是求诸于各种社会学研究,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阶层定律”: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中国人在最新一轮阶层分化中的命运。这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定律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它却与现代化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虽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国流传着许多阶层流动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就越具有权贵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骗性。特别需要警觉的是,这个“定律”正在被不断巩固和定型为一种制度。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改革中曾经一度被打开的阶层流动窗口,正在随着中国改革的变质和终结,而被一扇扇地重新关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意味着,中国下层阶级的困苦可能还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官僚利益集团,天生就具有掠夺的性格。果如此,我们就可能走在一次旧式革命的前夜。不过,小憾憾,你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小憾憾,你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不过,错了我是要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错了我是要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不过,力求公正地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GDP增长而疯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力求公正地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在1980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四小名旦”)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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